冉正万：生于1967年。中国作协会员，东莞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着有长篇小说《银鱼来》《纸房》《洗骨记》《什么是你的》等五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有人醒在我梦中》《树洞里的国王》，散文集《白云上的马路》。有作品入选《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3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部分作品。
我的书房在二楼。除了吃饭时间，我总是呆在书房。当我沉浸在大师们的着作里时，身心像沐浴在春光里一样幸福。但是，只要楼下传来喊一声：“马明河，电话！”幸福感刹那间烟消云散。这时我就像那些在医院等着拿化验单的人，既害怕情况很糟糕，同时又盼着是个好结果。
“哪里打来的？”
“外国！”没有一个外国人会给我打电话，这是在讽刺我留连书海，冷落了家人。
只要不是老家打来的，恐慌的情绪不一会就可以峰回路转。如果是老家打来的，我的腮帮子就会发僵，后背和前胸一阵阵发凉。脸上挂着准备就义的无畏表情，其实每道皱纹里都刻着担惊受怕。
我给妻子说过好多次，叫我接电话时不要一惊一乍的。她说，温柔了你能听见吗，我已经叫你好几声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她老怀疑我看书是假，逃避做家务才是真。借机折磨我一下心里才平衡。
最近两年，我特别怕老家打来的电话，我怕他们说，你大哥疯了；你大哥喝农药了；你大哥把乡政府炸掉了；你大哥杀人了。
大哥从没给我打过电话，要么是大姐夫打来的，要么是二姐夫打来的，要么是侄儿双全打来的。有几次，是当村支书的李朝发打来的，李朝发是我小学同学。他们打电话给我，都和大哥有关，要么替自己辩解，说他们对大哥的关心够多了，他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要么就是情况非常紧急，大哥在村街上晕过去了。要么叫我无论如何抽时间回去一下，看怎么把大哥的问题彻底解决。有几次是为了告诉我，大哥准备找他们借钱，他要去贿赂某个他自以为非常重要的人，问我怎么办，借还是不借。
他们的语气时而委屈，时而无奈，时而沉重，时而懊悔。我还听出这样一种意思，一种不便说穿的处世哲学：我衷心希望走火入魔的大哥平安无事，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那就让我平安无事吧。为此我有些许不屑，大哥再怎么着，也是我们大哥，怎么能放任不管？
但是，如果不是远远地离开老家，离开可发直接尽责任的场景，我能否和他们不同？
有一点我们是一样的，担心大哥出事，出大事。
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因为大哥认为政府欠了他三万块钱，他非要把这三万块钱要到手不可。我们告诉他，没有这事，没有哪一级政府欠他的钱，他已经得到了他该得的。他一声不吭。我们劝他不要再去找政府了，好好想一下搬家后到底干什么。刚开始还管点用，就像给浑身疼痛的人吃止痛药，暂时不痛了，但病魔并未驱除，过不了多久又会旧病复发。到后来，连暂时止痛也不行，他不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劝他，是我们怕麻烦，甚至怀疑我们得了政府的好处。
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但我们又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哥病得不轻。
有一次他在坡上耕地，还没耕完放下犁就走了，去找政府要钱。结果犁被人家扛走了，牛也丢了。大嫂找到那个偷犁的人，不敢说他偷，而是问他是否顺便把它扛走了。这人立即顺竿爬，把大嫂数落了一顿：多么好的一张犁呀，你看看，放在那里风吹日晒的，弃贤不顾的，这像话吗？我要不拿回来，早就被雨淋烂了！
牛呢？顺着脚印可以找到它的去向，却无法找到它实在的身躯，因为脚印到马路上就消失了。马路上全是砂子，一辆载重卡车都难留下痕迹，何况是一头刚获得自由的牛。
老家全是山地，机械化工具是使不上的，种地非得用牛。我和大姐夫凑了两千块钱，给大哥重新买了头牛，告诉他这牛不能再丢了，再丢我们可不管了。
我们觉得政府真不欠他的，可为了打消他不切实际的念头，有时候只好顺着他的意骂骂政府，骂骂乡里面那些皮笑肉不笑的工作人员。这时候大哥满脸受用的样子，甚至还带着几分稚气，就像和人打架打输了的孩子，看着别人为他撑腰出气，心里全是欢喜。
我们劝他的方法不一定对，有时好言抚慰，有时威胁恐吓，有时讽刺讥笑。我们说他，年纪这么大了，儿大女成人了，争那几万块钱干什么，家里又不是过不去。威胁的时候警告他，小心政府把你当钉子户，一旦被列为钉子户，你就等着捱收拾吧你！妨碍和阻拦重点工程就是犯罪，你知道吗？讽刺的时候说，你不想想你是什么人，一根筷子能撬动大门枋？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算你委屈你难过，比起全县全乡那么多大事要事，你这点事算个屁，连屁也算不上。
大姐夫是小学校长，和乡政府的人熟，他说这事乡政府根本管不了，因为不关乡政府的事，他们只是执行者，并没有处事权。而最关键的，大哥要这钱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在县里面能找熟人，也不可能满足大哥的无理要求。大哥听了这话，就像一直和他同仇敌忾的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那个气呀，犹如寒风席卷了美丽的村庄，举目四望找不到一个亲人。
二姐夫和大哥一样也是农民，说话就像扛竹竿进巷子不会转弯。大哥前几年还觉得二姐夫率性耿直，在亲戚当中他俩关系最好。但最近他觉得二姐夫也不行，说二姐夫是个“闷农”，傻里傻气的，缺心眼，除了有股蛮力什么也没有。这是因为大哥向二姐夫借钱，准备到北京告状。二姐夫问他一个人去还是和谁去。大哥说一个人去。二姐夫说，北京恁球远，你要是走岔了哪个来找你呀？大哥说，要不你陪我去？二姐夫说，栽了苞谷栽烤烟，栽了烤烟接着就栽红苕，等这事那事忙完，烤烟又该上炕了，我们哪有空。大哥说他不会走岔的，又不是不识字，他可以边走边问。二姐夫说，花那么钱去告状有啥必要，又告球不翻，还不如在家好好睡球你的觉。大哥受辱一般，决绝地说，好，老二，我再也不会找你借钱了，你忘了我为你做的事了。
大哥一桩桩一件件，像铁面无私的统计员一样，把他帮二姐夫做的事全部抖落出来了。连二姐夫还没和我们成亲戚之前，他帮他说过几句无关紧要的好话他也记得。
我们都感觉他快要疯了，他那个顽固的脑袋就要爆炸了。
其实，这是祖祖辈辈都没有遇到过的好事。十年前，省水电开发公司决定在我老家修一座大型水电站。这个消息早在十年前就传开了，长江委员会的专家在二三十年代就搞过勘查。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程正式开工，传说才变成事实。
从得到可靠消息那天起，大哥的脑子就像河边的水车一样，咕嘎咕嘎地转过不停。他所在的村子一百多户人家，有一半要搬迁。对搬迁户，国家要给移民安置费，也就是村里人说的搬家费。土地、房子、山林，果树都要折算成款项赔给他们。这些财产当中，只有土地和山林的面积是不变的，到时候用皮尺丈量就知道了。房子就不同了，有人拼命把房子加大，在老房子外面再加两排柱子就可以多出几十平米，有人甚至干脆分家，让分出去的人再造一幢房子。
大哥比别人聪明，他不扩房子，扩房子要花本钱。他在地里栽树，他怕别人学他，悄悄栽在玉米地中间，心想等玉米熟了，树已经活了，别人要学，也只有等来年了。他带着大嫂和双全忙了一个夏天，在思娘洞后面的山上钻来钻去寻找树苗。夏天不是植树季节，一般树不容易成活，他决定栽最容易成活的苦丁茶。每天栽一百多棵，大哥暗想，哪怕一棵只赔五块钱，一百棵就是五百，一千棵就是五千，一万棵就是五万。十万棵呢？哈，十万棵是不可能的。苦丁茶是一种小叶女贞树，常绿乔木，采茶不是一叶一叶地掐，而是连枝带叶捋下来，用蒸气撩几下烘干即可，有清热解暑利尿的功效，还能减肥。以前不大值钱，全是野生的。现在城里的胖子越来越多，苦丁茶的行市渐渐看涨，家种的也多了起来。
那个夏天，是大哥这辈子最快乐的夏天。无论干什么他都笑眯眯的。割草的时候割破了指头，他将伤口放嘴里吮吸，吮完后吐掉带血的口水，皱着眉头看看镰刀，看看草看看指头，然后继续割草，脸上仍然笑眯眯的。看见别人家修房子，忙得热火朝天，他笑眯眯地看着听着，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样子。看见水牛在池塘里滚水，他笑眯眯的，看见蚂蚁搬家，他笑眯眯的，看见蛇从草丛里突然窜出来，吓了他一跳，但转眼仍旧笑眯眯的。
可秋天传出一条消息，说移民局理赔的时候，果树不足三米高是不算数的，茶树不到一米高也不算数。大哥栽的全是七八寸高的小苗，要长到一米高，还早得很呐！
大哥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动不动就在家里大发雷霆。有时候突然大吼一声，脸盆都震得嗡嗡响，有一次甚至把瓦片震得哗啦响。他也知道光发脾气没有用，得赶紧弥补。收完稻谷，他带着大嫂和双全上山挖苦丁茶，一米以上的通通挖来栽在没种小季的旱地里，本来稻田他也想栽，但大嫂和双全坚决反对，怕到时候不算数。大哥说，怎么不算数，田土是我的，我想栽什么就栽什么。亲戚劝也劝不住，当时他比较信任大姐夫。大姐夫说，稻田里不要忙，先把旱地栽完，如果还来得及，再往稻田里栽。大姐夫知道他的脾气，与其反劝他，不如顺着他的毛去挠，使缓兵计，山上的苦丁茶虽然多，但树高一米以上又好挖的少之又少，不像栽小树苗那么省事，旱地他都栽不完，哪有时间往稻田里栽。
大嫂和双全挖了几天，心里有苦不敢吭声。苦丁茶大多长在石缝里，小树苗轻轻一拔就起来了，擀面杖那么粗的拔不动，又没地方下锄，挖了三天，手打起血泡，才挖得七八棵。
大哥整天怒气冲冲的，说大嫂和双全笨得像牛一样。他的确比他们聪明，他像穿山甲，满山坡乱拱，能拔起来的拔，好挖的才挖，拔不起来又挖不动的马上丢开到其它地方找，不像那两个“笨猪”，找到了一棵，不管长在什么地方，非要把它挖起来不可。
大哥说，儿子笨，是因为他妈笨，他妈笨，是因为当初那个可恶的媒婆。订婚时父母征求过他的意见，母亲问，明忠，你看要得不？大哥说要得的。媒婆介绍的姑娘他看见过的，模样不错，性情也温和，现在想来想去，只能怪自己当时瞎了眼。
正如大姐夫所料，栽到第二年开春，大哥也没能把旱地栽完。而这时村里人看见大哥这么做，恍然大悟地醒过来，原来栽树比修房子更赚钱。这样一来，山上的苦丁茶不到一个月就被挖了个精光。虽然他们知道栽在地里也值不了几个钱，但他们的耐心和勤劳使他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棵，长在岩缝里的也被无坚不摧地抠起来了。没过多久，有人发现这种树可以扦插，用生根粉浸泡后成活率比连根带叶挖回来的还高。这样一来，别人地里的苦丁茶轻轻松松就和大哥的一样多了。
大哥闷闷不乐，就像村里人骗了他一样。直到有一天晚上，一个新的想法撞上脑门，他才高兴起来。
他决定修整房子，但他的修法不一样，别人是增加两排柱子扩大面积。他不，他用砖从屋檐下砌起来，木瓦房的屋檐和板壁之间有一米五宽的空位，砖砌起来后把板壁拆掉，增加的面积比立三排柱子还多。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亲戚都劝他不要这样做，怕到时候不按照他的想法丈量。大哥悠然自得地说，这不是我的想法嘛，我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嘛。劝多了，他起疑心了：哼，亲戚？都是些没安好心的人，活怕你多得几个，不晓得嫉妒心哪来那么强。
他不光心眼多，手艺也做得不错，泥工木工，看一眼就能自己做。砌房子，他自己当师傅，大嫂和双全给他打下手。别人都在耙田插秧了，他还在家里砌房子。大嫂急了，自己驾起牛去耙田，双全心痛母亲，放下灰浆抢过犁铧和母亲一起干。母子俩白天顶着日头晚上点着马灯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才把几亩水田插满，这时别人的秧苗都已经转青了。
大哥不但没有丝毫内疚，还对老婆儿子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两个笨人，根本掂不出轻重，种地干什么？房子增加一个平方就能买下一亩地打下的粮食。
没人帮他，他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虽然进度慢多了，但每天砖墙都在增长。直到水稻抱穗，他才把房子糊弄完。
房子刚弄完，“移民”调查就开始了。大哥和村里人一样，历来怕官，在他眼里，凡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都是官，甚至连在供销社畜牲站良种场工作的人都是官。“移民办”的人当然也是官。大哥怕和他们打交道，却又想得到他们的关照。得知移民办的人即将进村，他决定硬着头皮去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笔在他们手里，1800棵树写成1850棵有什么不行的？34亩写成43亩有什么不可的，皮尺稍微松一松，一丈八就可以量成一丈九。这里头可以钻的空子太大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姐夫，大姐夫说恐怕没那么容易。大哥说，管他行不行，试一盘总比不试好。
大哥和大姐夫合计了一番，认为移民办的人下来，替他们安排吃住问题比直接送礼强。大姐夫主动借了500块钱给大哥，让他去买好烟好酒。
他们只知道移民办的人就要来了，但具体哪天哪个时候来并不知道。大哥叫大姐夫去乡里打听。大姐夫去了一个学生家，学生的家长是乡里面的人大主任。主任说，移民办不归乡里管，他们是直接从县里面派下来的，他们的行踪乡里面的人也不掌握。
大哥决定守株待兔，去半道上拦截。怕村人看出他的用心，他拿了把镰刀在路边割草，刚割了几把，发现这办法不好，这不是他的地，割草人家要说的，他忙改成在那儿挖中药，他认得的药材不多，更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途，便把看上去有些特别的草都挖起来。挖起来拿回去又没什么用，一边挖一边悄悄往地里丢。挖一阵中药，他还掏出手巾用溪沟里的水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顺顺溜溜。得给人家一个整洁讲卫生的形象嘛，脏兮兮的谁愿住你家呀。衣服是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大嫂劝他穿新衣服，他不要，他说干净的旧衣服反倒让人顺眼。为了保持衣服的整洁，挖草药的时候他很小心，动作很别扭，任何人看了都会发笑，他自己却一本正经，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好。
大哥恭候了三天，移民办的人终于来了。
乡长带着那些人，正愁怎么给他们安排食宿，看见大哥，也不多想，问他家能不能住人。大哥心花怒放，喜得每根汗毛都在发抖，嘴里却要谦虚一番，说，住没有问题，就是吃的差了一点，粗茶淡饭，怕他们不习惯。
乡长说，他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吃稀奇的，要吃稀奇，人家什么没吃过呀？就住你家吧，菜洗干净点就行了。这是一位副乡长，大哥以前不喜欢他，有一次他来检查科技种田推广情况，和他争论过几句。现在大哥感激不尽，差一点就说出来了：乡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那次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哈。
“移民办”的人刚进屋，大哥便悄悄叫大嫂杀鸡，他自己则拿出好烟请他们抽，陪他们说话。他已经计划好了，明天去买几条鱼来放养在水缸里，哪天打山匠谭广书打了野兔，也要买一只。总之要让工作队的人住得舒服吃得舒服，要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要让他们对马明忠另眼相看，把他当亲人。
这些人住了一个月，走的时候给大哥家生活费，大哥说什么也不要，还说了一大堆客气话，说住在他家就是看得起他，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今后有机会一定要来玩。
大哥只上过小学，但他和这些上过中专大学的人说话时，就像他每天都在秉烛夜读，满肚子书面语。招待呀、包涵呀、玩呀，这些词梨树坪人是不用的，如果因为场合需要非说不可，也会像做了件不合身份的事一样感到害臊的。
移民办的工作人员很受感动：还是农民好啊，多么质朴啊。
几个月过后，又来了一个工作队，不是上次那些人，上次是来作摸底调查的，这次来是要一家一户进行测量登记，登记耕地和山林面积，清点果树，丈量房屋和宅基地。和上次不一样，大哥没能把他们接到家里来，他们不住村里，有专车，每天工作结束后回乡里住。
这事让他郁闷得很，看见太阳他觉得它从来没有按他的意愿出来过，看见山坡他觉得那是鬼头鬼脑的地方，看见稻田，他第一次发现稻田里有股令人作呕的臭味，看见一条在田坝里奔跑的狗，他总想捡块石头打破它的脑袋。他最讨厌的是村里的人，觉得他们正背着他干什么勾当。并非只是没把工作队的人接到家里来就气成这样，最主要的是他们带来的坏消息，他们说，两年内移栽的果树茶树通通不算，一年内扩建的房子也通通不算。两个通通，捅到了大哥的痛处。茶树栽下还不到两年，房子扩建也不到一年。不像其它人，扩修的房子已经两年多了，虽然他们栽的茶树也不算，但房子赚了，大哥计划那么周密，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哥寄希望于村里人的善良之心（或者不如说贪婪之心），如果大家不说，工作队的人怎么知道他的房子是什么时候扩建的？他联络了好几个人，要大家分头做工作，要大家团结一致，把茶树说成是两年前栽的，房子嘛，通通是一年前扩建的。这些人也答应了，但回到家里，大哥总是放心不下，觉得没有一个人靠得住。因为他看出来了，他们答应是答应了，但眼光躲躲闪闪，一看就知道动起真格的来吃不住劲，早晚要背叛他。大哥狠不能抠下他们的眼珠子，把猪眼睛给他们装进去。在他看来，猪虽然是猪，但眼睛从没畏缩过，总是那么坚定，那么稳重，哪怕见到杀猪刀，它们也只当那是块发亮的大白菜帮子！
他在家里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演说，听众只有老婆和儿子：如果大家都能听我指挥，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又不是叫他们出钱，钱不是从他们的腰包里拿出来，钱是国家的，难道他们会心痛？你们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大家应该凑钱向工作队的人行贿。
当然不可能有人听他的，村里人一直觉得他比谁都狡猾，真有什么好处，他的算盘东算西算可以把别人算成光身子。
其实工作队通过前一次的调查报告，已经知道建房子和栽茶树的时间，但在大哥的眼里，这完全是村里的人的过错。上次那个工作队来调查的时候，像走亲戚一样，随便问问，走走看看，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有什么要紧，问什么说什么，全都告诉人家了。包括每家人的亲戚情况，子女是正在上学，还是在外打工，或者已经出嫁成家立业，他们早就搞得一清二楚。但大哥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上次那些人住在他家就没问这些，他认定是大家互相不服气，没存好心，深怕人家多得二文，于是告密，结果大家一起倒霉。活该！他想，农民就是农民，素质这么低，就该受穷，人家城里那些人，换着花样搞国家的钱，谁也不揭谁的短，人家活得多快活呵。
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时省交通厅被抓了几十个人，上至厅长下至工程监理人员，全省沸沸扬扬，别人为揪出这么多腐败分子而拍手称快，我大哥却把他们和村里人比较，认为乡下人就是没法跟城里人比，你看人家就是晓得一窝子弄钱，梨树坪人，哼，是槽中无食猪拱猪。
工作队来丈量房子那天，大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却紧张得要命。他又是敬烟又是端茶。茶他们喝，烟也照抽不误，但他们在别人家已经抽过了喝过了，对大哥的烟和茶不在意也不在乎。大哥看出这一点，心凉了半截。看他们拉皮尺的样子，似乎是在按他砌的墙在量，但他们不时又抬头看房顶，像是在看哪里是屋檐。拉皮尺的是两个中年人，刚开始皮尺没拉紧，松垮垮的，记录的是个年轻人，看样子他才是领导。大哥暗暗祈祷他们就这么量，哪知年轻人突然吼了一声，“拉紧呀！”大哥被吓了一跳，就像吼他一样。
量完后，大哥问他的房子有多大面积，年轻人冷漠地说，还没计算，要回去算了才知道。
大哥像在梦中吃汤圆，吃是吃了，可一个也没有落到肚子里去。工作队回去后，大哥就开始猪不是狗不是，一会儿觉得他们也许会高抬贵手，给自己把屋檐下的面积算进去，一会儿又沮丧地想和他们无亲无戚，哪会照顾你这些农二哥。
他很想去找找第一个工作队的人，请他们给第二个工作队的人说说，暗示暗示，在登记的时候“政策放宽一点”。
但大姐夫告诉他，第一个工作队已经解散了，他们是由几个部门临时抽调上来的人组成的，调查工作结束后回原单位上班去了。所以你没法找他们，找到了也没用。
与此同时，各种传说又像野草一样疯长，有的说各家赔多少已经算出来了，有的甚至说已经在开始分钱了，大哥急得裤裆都大了，因为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人瘦得走形，平时合身的衣服都显大。
只要看见有两三个人站在哪里说话，他就拔腿跑过去，看他们是不是在说分钱的事情。村里人都知道他厉害，怕他又烦他，见他走来便散开。这样一来他对谣言更是信以为真，以为他们真的在背着他分钱。
移民搬迁还牵涉村里的公有财产，公路、水库、水渠、碾房，看他们神头神脑的样子，他认定那就是在瞒着自己搞名堂。以前觉得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现在他们可真是太团结了，他们像一团嗡嗡嗡抱成一团的苍蝇，自己则像单打独斗的野麻雀，既委屈又难受，觉得自己成了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了。
在家里，他整天怒气冲冲，对所有的事吹毛求疵，动不动就说，依得我的脾气如何如何，仿佛自己平时有多么温和宽厚。
大嫂去思娘洞背柴禾，半路上拐弯找村里的亲戚打听了，亲威说根本就没这回事。但大哥沉浸在自己的委屈和愤怒中，委屈和愤怒到了自我陶醉的地步。他以闻所未闻的疯狂去臆想，去揣测，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得住。
大嫂劝他不要胡思乱想，该发的钱会发的，哪会单独瞒着他一家人。别人说这话，他再不服气也最多不过默不作声，但大嫂说这话，她就要为此受苦了。因为他在家里是不能顶撞的，她这是火上浇油，是往自己脖子上套刑具。
大哥听完大嫂的话，一跃而起，火冒三丈，在一种恶意的，难以抑制的快感的带动下，把所有的难听的话像泼脏水一样向大嫂泼过去。
他说：“人家说我这样那样，我懒得理他们。我自己心中有数嘛。可现在连自己家头的人都这么说我。好像我是那种无根无据喜欢无理取闹的人。好像我是个疯子是个球绰绰。是个人见人恨的臭死蛆！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马明忠呀马明忠，你这是为了什么啊？嗯，为了自己吃好点穿好点？你都四十八了，再过十年就五十八了，五十八就是进六十的人了，……你还能吃多少穿多少？照你这身体，活七十岁就不错了。”他凄惨地笑了一下，“你哪能活到七十岁哟，还没到那一天就被他们气死了！”他终于为自己的忿恨找到了发泄对象，不把最伤人的话说出来就不痛快：“不晓得前世作了什么孽，害得这么多人隔阂我。我说的真话她听不进，别人说的×话她相信忙了，不晓得和她前世有仇还是这世有冤！”
大嫂可怜巴巴地说：“算哩马明忠，算哩，我说一句话就把你气成这样，我的老先人，我再也不说哩，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这张×嘴惹的祸！”大嫂说着打了自己两耳光。
大嫂痛不欲生的样子让大哥舒服了一点，但大哥在狂怒之下拒绝作任何让步，他说：“少跟我来这一套，自己安的什么心自己晓得，自从知道移民搬迁那天起，嗨哟，欢喜得姓啥子都不晓得了，就像要请她去住紫金城似的。你以为搬家真那么好，告诉你，搬到街前市口，等把搬迁费三花两花搞光了，只能去讨饭！”
他不知道他已经跑题了，但他没有回头，而是越跑越远，仿佛真正委屈的是他：“去吧去吧，哪里好到哪里去吧，梨树坪再孬再穷也是我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我哪里也不去，我什么也不要，你们通通搬走吧，我一个人死在梨树坪算了。”
说到这里，大哥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肝肠寸断，身心化作齑粉，一个蛮不讲理的人顿时变得比婴儿还要孱弱可怜。
这些事，是我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知道的。到家后，大姐夫二姐夫还有其它亲戚都说大哥太不讲道理了，他们再也不想劝了，随他吧。但我在外面工作，我去说说也许多少有点效果。
我去了，大哥正在浇蜡烛。梨树坪风俗，除夕夜的灯，元宵节的火，除夕夜灯要一直点到天亮，元宵节要把家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为了省钱，蜡烛是自己用竹筒浇注的。
“大哥？”我叫了一声。
“啊，明河，你回来了。”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除了略微有些显老，一年不见，我不是也老了一岁吗。脸上挂着笑，额头紧绷绷的，仍然是我那个精明的大哥。他的手很巧，浇出来的蜡烛匀称没有气泡。但我在他家房子四周转了一圈后就看出问题了。农具随便摆放，缺角缺齿锈迹斑斑；菜园里杂草丛生，要拨开草才能看见菜叶；院子边上的桔子树没有修剪，叶子卷曲苍老；牛棚里的牛瘦壳丁当，脖子上的毛挂满了虱子。这种光景以前是看不见的，只有在那些懒惰成性脑子又不灵光的人家里才能见到。
大嫂的变化更加出乎我的预料，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像蒙了层灰色的薄膜。她拿碗去给我舀蜂糖，却撬了一块猪油出来，当她发现自己的失误时，嘿嘿地笑，说自己真是昏头了。我看在眼里，不禁一阵心酸。我早就不喜欢吃糖了，凡是甜东西都不喜欢，但大嫂端给我的蜂糖水我没敢拒绝。
晚上，我让大嫂先睡，我要和大哥说会话。我能说的也是大姐夫二姐夫说过的，循循善诱、辨明利与害，希望大哥回到现实中来。
大哥一声不吭，我说完了，也说累了，再也找不到话说了，我俩默默地坐了一阵。他问：睡吧？我说，好的，睡吧。
我以为他终于听进去一点了，哪知我上床时，他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某。我很惊讶，因为某某某是副市长，我所在那个城市的人也只有一部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农民十有八九不会知道，尤其是偏远地方的农民。我说我不认识。大哥不无遗憾地说，移民的事归他管。
没过多久，第三个工作队又下来了，不是前两次那些人。他们在村委会的砖墙上公布了上次测量的结果，并且宣布政策，凡是怀疑搞错了的，都可以申请复查，条件是复查后的结果是最终结果，不能一变再变。凡是认可的，都可以到工作队去签字，签完字即可领取第一笔搬迁费。村里人把这个布告看了好几遍，刚刚看完回去，不一会又来了。他们不光反复看自己的，还认真研究别人的，看是不是有出入。
大哥看的次数最多，夜里都上床睡觉了，突然想起什么，打起手电筒又去看一遍，看一遍要一个多小时，像科学家一样，不放过每一个数字，他越看越觉得别人都沾光了，而自己是吃亏了的。
布告是用毛笔写的，字写得不好，比和梨树坪的农民好不了多少。大哥第一眼就没什么好印象，什么国家工作队，水平这么低。
大哥自己把房子量了好几遍，都比布告上的面积宽，但如果以前后的檐柱为界测量，他又占了大便宜。据大姐夫后来的推测，拉皮尺的人只注意到前檐柱，没有注意到后檐柱，大概因为他一直撅着屁股往后退，没抬头看屋檐，量到檐柱下的砖墙上去了。
但当时大家都不明白，大哥自己也不明白。
大哥只知道自己“平白无故”地少了二十多平米，他横想竖想都觉得不对头，第一个跳起来要求重新测量，按照他砌的砖墙量。亲戚都替他着急，说万一人家按照前后檐柱的位置量，只有越量越少的，还是不要再量为好。村里的房子都是按檐柱的为界测量的。大哥说，我的房子明明和他们不一样，哪能按檐柱的位置量。
工作队说可以复查，实际上他们就怕有人带头复查，怕一旦查起来没完没了，全部重新来一遍，不但工作量大，上级也会怪罪他们无能。他们拿定主意杀鸡给猴看。
这些人熟知农民的疑心病最重，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农民出生，并且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他们暗中观察，按兵不动，准备看看情况再说。
他们的估计完全正确，村里人都在想，自己是不是得少了，但又不敢出头。他们见我大哥嚷得凶，都暗暗高兴。有人甚至居心叵测地鼓励他，为他打气，叫他再量一遍。
工作队的队长叫大哥先写申请和保证，他写了，还盖了农民最认可的手印。红色的手印容易让人想到这和血有关，充满了以命相赌的古老暗示。
房子量了，认认真真量，按照规矩量，结果毫无悬念，比公布的数据又少了二十多平米。
大哥不服气，工作队把文件给他看，上面白纸黑字：木瓦房的面积以檐柱为界计算，砖房以墙基为界。大哥像无赖一样狡辩，说他的房子不是木瓦房，而是砖房。
“你最好把瓦揭了，把柱子拆了，把板壁取下烧火烤，”一个工作队员打趣道，“这样你的房子就是砖房了。”
这个玩笑逗得紧张而又胆小的乡亲哑然失笑。大哥想了想，不紧不慢地说：
“该拆的时候会拆的，拆房子又不办酒，用不着通知三亲六戚。”
他的话又逗笑了很多人。但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人都装作没听见，因为大哥的话似有所指。
其它人看见这个结果，哪敢鸡蛋碰石头，全都在赔偿合同上签了字。
大哥还想用个什么办法把结果变回来，变成上次的结果也好。可工作队第二天就走了，大家都签字了，他们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
从这以后，大哥就说政府欠他三万块钱，是哪一级政府欠的他不知道，反正是政府。这三万就是檐柱和屋檐之间的面积。
工作队撤走后，我打电话劝过大哥，叫他不要再折腾了，安心搞好生产，有空出去看看，看搬到哪儿比较好，搬好了远远不止三万块钱，土地和房子都在涨价，这是明摆着的，早搬早好。可大哥固执地说，我是不会向任何人认输的，该我的钱我就得要回来。
“你不要劝我，你什么也不懂。”他说。
我上小学时，大哥已经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爱到学校来。因为家里无力负担他的学费，他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但卖粮的时候，他会和村里的小伙子一起来。他喜欢打乒乓球，有一次和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打，体育老师开始没把他放在眼里，哪知他根本不是我大哥的对手。大哥发的旋转球他一个也接不住。体育老师年轻气盛，很不服气，约他下次再来。大哥说，下次你把学校老师全部招集起来，打得过我我给他一块腊肉，打不过给我捡球就可以了。那次盛况在乡村难得一见，全村人都来了。学校的老师并没认真准备。村里人涌到学校后，校长被激怒了，因为正在上课，村里人把脸贴在窗户上，好奇地认真地看着教室里面，学生见自己的家人在外面，也坐不住。课没办法再上，校长只好宣布放假。比赛规则改了一下，如果大哥输了，他不必送腊肉，但必须一个人把操场打扫干净，因为有人把马牵来了，操场上到处是马屎。体育老师第一个出场，第一个认输。他前次输过，这次再输并不觉得丢面子。他笑嘻嘻地为下一位选手捡球。大哥没有为难他。轮到校长捡球时，大哥左一板右一板，看见校长在左边，他往右边扣杀，校长在右边，他往左边扣杀。扣杀时嘴里得意地喊着“捡球吧”，对手一个也接不住，乒乓飞得又高又远，校长累得满头大汗。
他当时有多么自豪，我对他就有多么崇拜。在他没去为移民款动心思前，我在好多人面前提到过这次比赛。现在我才知道，比赛的结果颠倒过来就好了，让他从那时起学会认输，也许现在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不过也未必，因为他曾经和我提到过那次比赛，他说他就是耍弄一下他们。那么，因为自己辍学，就恨起所有的老师来了？辍学的原因和他们毫无关系呀。
如果不辍学，一直往上读，大学毕业了分到某个单位上，混个一官半职，情形又将是怎样的呢？有一次大姐夫开玩笑说，大哥若是有个官当呀，一定是个大贪官。可惜不能实验，如果能实验的话，我一定要把大哥拿来试验一番。给他顶官帽，看他会发生些什么事。
我给大哥打电话时，顺便叫大嫂接了个电话，希望她注意自己的身体，地里的活能干多少算少，双全又打工去了，她要是病倒了，这个家就完了。大嫂说，明河，我要是病倒了能把他留在家的话，我宁愿天天生病。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即使她病倒了，也未必能让大哥呆在家里面，他已经着魔了。我埋怨双全，不应该去打工嘛，帮帮大嫂也好嘛。大嫂说，双全是她叫他去的，他在家里和大哥搞不到一起，大哥很霸道，动不动就骂双全。“我怕他把双全逼疯，所以才叫他去打工。”大嫂说。
他，我的大哥，当初管教起我来比父亲还严厉。我离开老家之前，他对我说得最多是“不许”这个词及其同义词，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他的工具，锯子、锛子、刨子，我是动都不能动的。他把我当成无能之辈，给我削过陀螺，给我做过木轮车，做过木手枪。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好，有的像工艺品一样精美，但我老想用他的工具做这样那样。他不知道，他是在制作一件东西，而我是在玩，是在享受制作的过程。我只能悄悄进行，不是弄伤手就是弄坏工具。很少有完工后才被发现，一旦发现他会用最粗暴的口气命令我把工具放回去。他对双全说的“不”和“不许”更多，让人想不通的是，双全的身高超过他后，他喜欢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和他说话。他不但把儿子当成对手，还喜欢在比赛之前打乱对手的方寸。这是那些年纪大经验多但体力下降的拳击手的惯用伎俩。
有一种可能，他对别人说的“不许”太多了，所以极不喜欢别人对他说不许。说不定，这个词由于他说得太多已经被他神圣化了。要知道，他永远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正是因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才更容易把它神圣化。
我不想陷入分析和解释当中，因为对我大哥而言，任何分析和解释都没有意义。
大哥把家当成临时客栈，他心里装着的只有“政府”，在家不会住上三天，他的心就会被“政府”抓走。有时候找乡政府，有时候找县政府。他威胁说，不给钱他就要告他们。一告第一个工作队住在他家，吃了那么多天没给生活费；二告工作队的人给他把房子的面积量少了；三告村委会私分公款。没有一项站得住脚，生活费是他自己拒绝的，房屋面积是他自己要求重量的。村委会有没有私分公款他并不知道，但他认为一定有，因为他们是村委。
在告状的同时，他又想贿赂他们，第一次去县城，他就买了两瓶茅台。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他问我怎么鉴别茅台酒的真假。我问送给谁，他说谁给他办事他就送给谁。我劝他不要花这个冤枉钱，“收你两瓶茅台就要给你办三万块钱的事，这可能吗？不可能的，回家吧。”话说了一箩筐，他答应了。可放下电话，他立即把茅台买下了。
在这之前，他从没到县城去过，也不知道那些修电站的人所在的单位应该怎么称呼，在客店住宿的时候他打听了，老板说应该找县水电局。
他第二天去县水电局问了，人家说他们只管县里面的小电站，这个大型水电站是省管工程，和他们不沾边。再问应该找谁，人家已经不耐烦了，叫他到电站工程指挥部去问问。
大哥背了个棕色的人造革皮包，里面除了两瓶酒，还有一块揩汗水的大手巾。他怕酒瓶歪了酒漏出来，便时刻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扶着，像包着一筐鸡蛋，他不知道真正的茅台即使把瓶子倒转也漏不出来。
他穿的是一件浅蓝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根，一看就知道是乡下来的，但他神色怪异，走进电站工程指挥部，里面的人吓了一跳，以为他抱的是炸药包。他们忙叫他坐，还给他倒水，有事慢慢说。他很感动，把告工作队吃住不给钱这事免了，只说后面两件事。说完了，指挥部的人非常遗憾地告诉他，他们不管这事，他们只负责工程施工，至于搬迁安置，那是政府的事情。
大哥到县政府门口被门卫拦下了，门卫叫他登记，登完记问他干什么，他说他是来告状的，门卫说，告状去法院，法院不在这个大院里头。大哥说他找移民搬迁办公室，门卫说里面没有这个办公室。大哥说那我找县长。门卫火了，说县长是你随便找的吗？你是什么人？一会儿说找这个，一会儿说找那个，到底搞什么名堂？要是早几年，我会把你当特务送到公安局去。大哥说我的确不知道应该找哪个，我是梨树坪的，你肯定听说过，那里要修一个大电站，国家要我们搬迁，但他们把我房子的面积量小了，我来叫他们去给我重新量过。门卫说，这事不归县里面管，归省里面管，你去省里面找人解决吧。大哥说，求你放我进去，我好好打听一下，到底归哪里管，打听清楚了我好直接去找他们。门卫不理他，点了支烟，眼睛看着别处。大哥往里走，门卫说，你进去干什么，我已经给你讲清楚了，这事不归县里面管，你要敢往里面闯，我就打电话叫人把你抓起来！
大哥在街上逛了一天，碰到什么人，觉得样子不太凶的就上前打听，心想总有一个人知道这事归谁管，他觉得年纪大的人态度好一些，便主要向老年人打听。
但没有一个能告诉他正确答案，有的说归民政局，有的说归供电局，有的说归移民局，还有的说归建设局。都是瞎猜。有的人很干脆，说不知道。有的人却既热心又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等大哥把前因后果讲完了，这才帮他分析，说你这事应该如何如何，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是胡说八道。大哥嘴巴说干了，脑子也说糊涂了，但他很有收获似的觉得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在旅店住一晚上要花十五块钱，住了两天上，他不想住了。花一千多块钱买茅台酒他舍得，因为那是用来“办事”的，不得不买，花十五块住店他舍不得，他想找家再便宜点的，哪怕便宜一块钱，心里也好受些。钱不是树叶子，可以随便在地上捞，得个钱更不容易，节省一个是一个嘛。连找了三家，没有比十五更便宜的，他泄气地坐在街道的拐角处，盘算着是不是可以一分钱不花，找个屋檐缩成一团捱到天亮。
街上的行人不多，但也不少，他们三三两两地，有的走过来，有的走过去，就像这是他们的义务，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不这么走来走去，就显不出城市的繁荣。他们看见大哥，眼梢一晃而过，心想那人不是叫花子就是神经病，不是神经病就是无家可归的邋遢子。大哥不像那些落难的文化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愁眉苦脸地埋着头胡思乱想，他没这毛病，心里虽然在盘算，头并没有低下来，而是好奇地望着漂亮的霓虹灯，一副傻头傻脑近乎挑衅的架势。当然不是挑衅，而是陌生感抓住了他。
老家的农民都知道，在城市里东张西望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可大哥忘记了这个教训。
那天晚上，大哥在街上冥思苦想，明天应该去县委大院还是去水电局，或者干脆去市里面一趟。这时一个小媳妇抱着孩子走过来，问大哥知不知道哪里有厕所。她叫大哥“叔”，忸怩为难的样子。大哥说不知道。小媳妇请大哥给她抱一下孩子，她去找厕所，“叔，我实在是撑不住啦。”大哥把包放在地上用双脚夹住，接过孩子后便原地坐下去，仍然把包夹得紧紧的。大哥很少抱孩子，他自己的儿子双全小时候都没抱过几次，他不会说亲昵的话也不会做亲热的表示。小媳妇没走多大一会孩子就哭开了，大哥不知道怎么办，他叫他不要哭，妈妈一会就回来了。他不出声还好，一出声，孩子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哭得更厉害了。大哥说：“哎呀，你哭啥子嘛，我又不是坏人。”他发现自己这是对牛弹琴，他无法和孩子交流，因为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大哥站起来，全身一抖一抖的，孩子都喜欢抖，孩子果然不哭了，但他的暂停时间只有短短一分钟，大哥说：“这就对了嘛。”话音刚落，孩子又哭开了。大哥不满地说：“这不依那也不依，你到底要啥子嘛。”他沿着他的包转圈儿，一边转一边埋怨小媳妇去了就不回来，“什么尿这么长，半夜三更的，找啥厕所嘛，随便在哪个墙角屙了不就行了。”说着话，孩子不哭了，大哥于是无话找话说：“你来城里干啥子？这么小就到城里来了，长大了还得了，怕是全世界都不够你跑哦。”
这时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走过来，大哥以为是警察，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害怕。保安问他抱的是谁的孩子，大哥说不知道。
保安冷笑一声：“不知道？不会是偷来的吧？”
大哥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义。他看见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保安故意大声说：“我观察他好久了，那么大年纪还抱着这么小的娃儿，十有八九是人贩子！”
大哥吓了一跳，他知道一旦把他当人贩子抓起来，那就麻烦了。大哥稍微迟疑，保安吼叫起来：
“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大哥忙说：“你不要吼，娃儿不是我捡的也不是我偷的，是人家叫我帮忙，她上厕所去了，一会就回来，她回来就清楚了。”
保安以一种戏弄的口气说：“不要狡辩了，人家和你素不相识，会放心把娃儿交给你？你说她去屙尿，到哪里屙尿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围观的人开始还事不关己的样子，甚至看在大哥老实愁苦的脸上，对他有几分同情，但听了保安的话，他们纷纷改口帮保安说话，开始秉公执言。
“人贩子太坏了，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
“送到派出所去！”
大哥又气又害怕，面色苍白地叫道：“你们不要冤枉好人，我马明忠行得端坐得正，我是梨树坪来的，我是来要移民款的，政府欠了我三万块钱，他们以为农民什么都不懂，就可以欺哄乱来，我不是那么好哄的，他们不给我就是不行！”
只要说到移民问题上，大哥就理直气壮起来。
“大家都晓得嘛，移民款是给移民的，可有些人黑起良心往自己包包里装！嚯，还为我们是农民，啥子都不懂。他们运气不好，碰上一个懂行的人了。我要他们‘懂’到底！”
撒尿的小媳妇终于回来了。大哥埋怨她去了这么久，害得他差点当了“人贩子”。小媳妇抱歉地说她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厕所。
小媳妇接过孩子道了声谢就走了。大哥还在继续申诉他的移民款，他表明心迹地说：政府是好的，他是相信政府的，但有些当官的太不象话了，连移民款都敢私吞。说到自己的委屈，就像天下的苦让他一个人吃完了：“说起来上万，好像多得很，其实有好多点呀。再说，这是移民几辈人的成绩啊，土地种善熟了，房子也住热乎了，重新搬个地方是重新理个窝嘛，样样都是生疏的，大凡小事都要重新起头，那几个钱当紧用还能办点事，不当紧用什么事也办不了。不晓得的还以为我们得了一大笔钱，一夜之间发大财了，嫉妒得不得了。你以为我们愿意搬，愿意要这钱？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大工程，再给二十万我们也不愿搬！”大哥发现听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想起自己的包，转身去找，包已经没影了。
大哥惊问谁看见他的包了，有人说被那个保安拿走了。大哥说：“公安也抢人？”一个人冷笑道：“哪是什么公安，他是保安，说不定连保安也不是，他和那个女的是一伙的，女人是扎媒子的，假装让你抱娃儿，其实是为了提你的包。”大哥气愤地说：“你也是，看见了也不说一声。”这人说：“我哪敢说，刚才围观的好几个人都他们一伙的，我说了还不被他们捶扁。”
大哥可以把所有人都当成坏人，但对那个小媳妇他始终不相信，相貌那么老实，声音那么动听，看上去那么胆小。
大哥不甘心，在街边捡了一块砖，往“保安”消失的方向追去。他向自己发誓，只要追上那个贼，一砖拍上去，拍死他狗日的。有人劝他别追了，小心人家有同伙，在黑巷子里收拾他。大哥追了半里路，停了下来，他不是怕死，而是根本不知道贼逃跑的方向。他抱着那块砖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睡了一觉。第二天，他把砖抱回了梨树坪，就像参加砖头杯着魔比赛抱回来的奖杯。
大姐夫和我说这起事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恨那个贼，甚至还有点感激他，我们以为他这么教育我们的大哥一下，大哥再也不敢到县城去了。
但我们只猜对了一半，大哥的确不去县城了，他天天去乡政府。
在此之前，大哥已经无数次找过乡政府，乡政府那些人看在我和大姐夫的面子上，不赶他，也不理他，无论他说什么，他们都当没听见，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李朝发告诉我，不接他的话没事，谁要是主动接他的话，那就是自投罗网。有一次李朝发说他，大哥，真的不关乡一级政府的事呃，你找他们没用的。大哥出人意料地说，不关他们的事关哪个的事？上一级政府是下一级政府的爹，下一级政府是上一级政府的儿，他们是一家子，既然是一家子，我找他们的儿和找他们爹都是一样的。
他蛮横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茅台酒的事他不说没人知道，可他把这事算在乡政府的头上，说他们早还他三万块钱，他就不会到县里面去，不去县里面，他哪里会碰到什么贼娃子。他甚至把跑来跑去的花掉的车旅费，因此耽误掉的农田里的损失，全都算到了乡政府的头上。他说，我马明忠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如果他们把那三万块钱给我，其它一笔勾销，他不要了，如果他们仍然“执迷不悟”，那就不是三万，而是十万八万！这些话，我不知道他在那些干部面前是怎么说的，对我说的时候那可是相当的理直气壮。
我想，这些话刚开始出现在他脑子里时，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可一旦说出来，就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刹不住车似的真实。
我在老家的时候，发现任何一个农民在任何一级干部面前，都是畏畏缩缩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说起来，大家都是人，普普通通的人，可一想到自己穿着满是泥土的衣服在人家眼里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便觉得没法和人家搭话，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话题。
现在不缴公粮了。我上大学前，和大哥去缴过几次，粮站的人抓起一把粮食，轻蔑地把它漏到箩筐里，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敲一下桌子，我和大哥就感激不已地把粮袋搬到磅秤上，就像我们把公粮交上去，还要感谢他的恩典。为了得到这样的恩典，每次我们都把粮食晒了又晒，用风车扬了又扬。有些人挑来的粮食因为没干透或者秕壳太多，在被一顿呵叱后，还得赔着笑脸去借晒席或者风车。那时候大哥是多么软弱和勤快，干起活来像造桥虫一样不知疲倦，他对那些没把粮食晒干就来缴的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愚蠢透顶，他的不屑与骄傲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什么时候起不再怕他们了呢？或许，心里仍然是怕的，但为了三万块钱，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他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刁民——我和大姐夫都是这么想的。
乡政府没人理他，他想到省城来，叫我带他去见省长。我告诉他除在了电视上，省长本人我没亲眼见过，省长住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一概不知。他有些不高兴，好像我说的是假话。要说没见过省长的确是在说假话，因为好几次开会我们都在一个会场，只不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这一点和庙上的菩萨有相似之处。跪在菩萨面前的人都知道菩萨的名字，但菩萨对跪在下面的人一无所知。
村子里人陆续搬走了，他们如数拿到政府的补偿，每家都有一张明白卡，补了多少钱，补了哪些东西的钱，全都写在上面。这个明白卡我亲眼见过，我被有关部门如此煞费苦心而感动，同时也为自己有那样一个大哥而惭愧。
电站开始蓄水了。原本平静的山谷变成一片汪洋。宽阔的水面让人浩叹。
别人早就搬走了，就大哥一家赖在那儿。水位越来越高，再不搬有关部门将采取强制手段。大哥说他就不搬，他们要枪毙他也行，要把他投进监狱也行，反正就是不搬。
我特地回去看了看，苦口婆心地和大哥说了一车皮话，他最后同意大嫂和双全先搬，他们可以把他们名下的搬迁费领走，但他的那一份不能动，政府不把三万块钱补上，他哪儿也不去，也不去领钱。
房子拆了，大嫂一个人搬到县城去了。所有的行头用具霉头烂渣都搬走了，大嫂给大哥留下一床烂被子，一罐猪油，一袋盐，一个搪瓷缸子，还有那头我和大姐夫买的牛。位于县城客车站后面的房子是大姐夫相中买下的，大哥从没去看过。他不知道自己的新家在哪儿。大姐夫说，这套房子如果三年前买，至少便宜五万。
搬家那天，东西是汽车运走的，装得满满荡荡，连驾驶室也塞满了。大嫂是步行着离开的，到镇上去坐客车。大哥抹了两把眼泪，拄着一根枇杷拐杖，像失败的复国者一样敲打着地面，说：我不走，我就不走！
大哥在地里搭了一个窝棚，用大搪瓷缸子煨饭，煨到半熟的时候拔拉几根野菜放在饭里一起煨，煨熟后放一点猪油，一点盐。吃罢这样的饭，他仍然往返于乡政府。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在乡里工作的，他都要凑上去申诉一番。当然不会有谁理他，有段时间他发现食堂那个大师傅愿意听他申诉，他顿时找到知音一般，直至有一天大师傅也听烦了，不耐烦地说，让开让开，你没见我正忙吗。大哥才悻悻地走开，重新去找那些根本不理他的人。
我和大姐夫二姐夫商量，由我出钱，请乡政府某个人转交给大哥，就说上面被他纠缠不过，同意了，把这三万块钱拿去后再也不许闹了。大姐夫二姐夫强烈反对，他们说，三万到手了，他又想出别的花招去要你怎么办？这是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许能行。不过我没敢坚持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它是个无底洞，而是我拿三万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收入除了房贷、儿子的学费、和全家的人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事妻子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我一意孤行，极有可能是我恶梦生活的开始。
或者说，我已经开始做恶梦了。这个想法产生后自己没去做，虽然事实上真的不一定可行，但是从此背上了内疚的心理负担。只要能拯救大哥，我似乎应该不惜任何牺牲，哪怕付出家庭破裂的代价。可如果我伤害了妻子和儿子，我又如何拯救他们？我说，神啊，请你救救我吧。神不耐烦地说，今天我休息！
我开始懂得，人办不到的事，神也办不到。
又过了一年，大哥仍然住那个窝棚里，四周已经荒无人烟。春节前我和大姐夫再次去劝他，叫他回家过年。
我所熟悉的梨树坪已经没入水底，只有几座山露出半个山头。我曾多次写过的女儿塘也被淹掉了。还没淹掉的地方也完全变样了，非常荒凉，地里长满了杂树丛生荆棘横行。大路也被野草盖住了，如果不是从小在这里生活，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儿。
女儿塘是一口大水塘，因为绿得像女儿的眼睛，所以叫女儿塘。女儿塘的水淌出来，形成一条小溪，溪水很小，遇到平缓的地段，水面上有一层灰白色的薄膜，蛛网似的，水因此显得有些脏，脏得忘记了流动。多少有点坡度，水一下变薄了，不但清澈透明，而且速度极快。沿着这条小溪下去，有一个盆地似的窝凼，窝凼里有一架碾房，靠一股泉水作动力。这泉是间歇泉，每过半小时大水涌出来一次，一次持续五十来分钟。碾一槽米需要涌两次水，而且谷子还不能太多，140斤，上下不超过5斤，太少了碾子碾坏碾槽，太多了两轮下来碾不熟。碾一槽两个小时左右。梨树坪人记时间，不用小时和分钟，而是用“半槽米的时间”“一槽米的时间”“三槽米的时间”等等代替。间歇泉有两个洞，一个干洞，一个水洞。干洞从不淌水，但有一个特别之处，只要你趴在洞口，大喊三声：娘，娘，娘啊，洞子里就有水涌出来，不多，半桶左右，再喊再涌。喊声越大，涌出来的水越多。这个洞叫思娘洞。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去思娘洞玩。有一次我和舅舅的儿子比赛，看谁喊出来的水多，把嗓子都快喊破了。表弟突发奇想，说喊妈行不行呢？我说试试呀。他大喊三声，水涌出来了。我喊了三声：喂！喂！喂！水同样涌出来了。我们为这个新发现哈哈大笑，原来不一定喊娘，只要声音大，喊什么都行。表弟喊：鸡巴、鸡巴、鸡巴。我趴下去喊杂种、杂种、杂种。我们不再比谁喊出的水多，而是比谁喊的花样多。正当我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大哥来了，看他脸色，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他铁青着脸给了我两耳光。表弟见状，先哇哇大哭起来。
大哥怎么教育我的，我已经忘了。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思娘洞已没入水下，离水面八十米。想到再也不能趴在那儿喊娘了，心里有种不大痛快的失落感。
我以为大哥已经变成一个野人，或者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子。可是没有，他既不是野人，也不是疯子，他搬出草墩叫我们坐，还说要煮饭给我们吃。
我和大姐夫劝他回家，就要过年了，大嫂在县城，你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像什么话。双全大了，要不要给他娶媳妇，这些正事应该好好商量。
大哥不高兴大姐夫把这里说成荒山野岭。他说，回什么家，我这不是在家里吗？
说到家，我和大姐夫感受是不同的。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沧桑感，房子拆掉了，但老屋基我是熟悉的，大到阶檐下的滴水石，小到石阶上的一条缝，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刻在我的记忆里。我半夜里往滴水石上撒过尿，捉过蜻蜓逗引石缝里的黄蚂蚁。
大姐夫没在这儿住过，是感受不到这些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情大哥。
我问大哥还记不记得竹林里那棵棕树。他问哪一棵，我说就是我偷棕被他揍了一顿那棵，他嘿嘿笑，说早就砍了。
那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位同学买了一颗水果糖，没有包装纸，售货员用筷子把糖放在他的手心，他没把糖立即放进嘴里，而是把它倒腾到另一只手，把手板心舔干净了再倒腾回来。见我们几个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先抿了一口，然后吐出来，给另外一个同学抿，这个同学抿一口再转下一个，一颗糖七八个孩子的嘴进进出出，越变越小。第三次轮到我时，只剩一小块了，又小又滑，差点掉在地上，我忙用舌头卷起它往口腔深处送，哪知送得太深了，我本想把它吐出来，可它一下从喉咙滑了下去。七八双眼睛看着我，愤怒又鄙夷、不满又不解。八个人的快乐被我一个人独吞了，我尴尬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是糖太滑了。他们不听我解释，要我赔，我一分钱也没有，拿什么赔？想来想去，我决定偷棕去卖。偷棕的时候被大哥发现了，他当时已经成大人了，长兄如父，他代替父亲揍了我一顿，家里的油盐酱醋全靠卖棕的钱买，他揍我是应该的。
说到过去，我和大哥的共同语言还真不少，不时嘿嘿笑，好多事都忘记了，但一提就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大姐夫见我和我大哥越扯越远，不耐烦起来。他说大哥，你不早点把你名下的搬迁费领回来，等工程结束了，相关的办公室撤销了，到时候你找谁呀。
回到现实中，大哥的表情和语气就变了，他说，政府欠他不是三万，而是上百万。他是这样计算的：六岁那年，他在供销社卖棕，本来是一级，采购员给他定成三级；同一年，村里修公路，砍了我们家一棵板粟树，这棵树每年结板粟200斤以上，还砍了一棵柏树，十一棵松树，三棵枫树；同一年，他上小学一年级，因做错一道数学题，被老师撕掉一个本子……说起这些，他两眼放光，记得非常精确，不差分毫。从六岁说到五十岁，说到他住进窝棚为止，他得意扬扬地问我和大姐夫，是不是足够一百万？
“还不算精神损失费，算上精神损失费，那就是两百万。他们欠我的太多了！”
我说，你说这些没用，叫政府赔你一百万，怎么可能！
“我没有要一百万，我只要三万。”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我和大姐夫喝了大哥用搪瓷缸子熬的苦丁茶，趁天黑忙着往镇上赶。晚上下雪了，直到正月初五，我回到省城，纷纷扬扬的大雪才停歇下来。大哥会不会冻死呀？窝棚是用旧砖烂瓦搭就的，挡不住风。
没几天，我悬着的心放下来，大哥没有死，正月初八乡里正式上班，大哥准时出现在乡干部们面前。是我的同学李朝发告诉我的。李朝发说，我大哥请他买玉米种，他准备把老屋基周围的土全都种上玉米。
这样也好。我想。
李朝发说，再过两年，等二期工程竣工了，我家的老屋基就要泡到水里了，所有的山头也将浸在水中。到那时候，大哥的窝棚就没地方可搭了。
“到时候他只能栽一根竹竿，像猴子一样爬在竹竿上。”李朝发说。
我不无浪漫地想，也许到时候大哥会驾着一条船出没风波里，在他曾经放过牛砍过柴、现在变成岛屿的山头上种点什么。当我意识到这是知识分子避重就轻、总能找到台阶下的坏毛病时，不禁讨厌起自己来。
两个月后的一天，二姐夫打电话来，说有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小儿子找到大哥，声称自己和移民局的关系非同一般，只要大哥给他一点活动经费，他保证把大哥的三万块钱要回来。大哥瞒着大嫂把牛卖了。卖得1900，那个人拿到钱就消失了。大哥左盼右盼，去亲戚远房家打听，亲戚告诉他，他们早就和那个坏种断绝关系了，因为他到处招摇撞骗，已经骗了不少人了。大哥报了案，但骗子早就远走高飞了。
又一天，大嫂在电话里哭着说，大哥被乡里的保安打了，打得头破血流。但说起来，又是大哥没有道理，是他自讨苦吃。保安去商店买烟，大哥也在那儿，他居然骂人家狗腿子，说他是乡政府的狗腿子。保安一身蛮力又整天无所事事，正愁没地方发泄，大哥自己撞上了。
大嫂的委屈已经转为埋怨，埋怨大哥这不好那不好。我听得心烦，把听筒放在一边，让她一个人呱叽。她呱叽完后，我打电话问大姐夫，大哥伤得重不重。大姐夫说，伤得不轻，但大哥暗地里高兴得很，既然是乡政府的人打了他，他更来劲也更有理由地和他们一斗到底了。
据说，他头上包着纱布，大摇大摆地走进乡政府，问还有谁想打他，他送上门来让他打。他整小时整小时地站在一楼的公告栏前，认真研究公告栏里的每一句话，一旦发现哪句话有问题，他就开心地大喊大叫，嘲笑写公告的人没水平。
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晚上都会做恶梦。醒来时，我老想起一句歌词，歌名和歌唱者的我记不得了，但我记得里面的一句：“大哥、大哥，你好吗？”每当想起这一句，我的鼻子都发酸，眼泪都想滚出来。我的确害怕老家打来的电话，但如果真有什么悲剧发生，我也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像慢性病，死不了人，但你不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小时候，当某个男孩的脸上出现粉刺，奶奶就叫他仰望星空，一旦看到一颗流星坠落，奶奶赶紧用衣襟擦他脸上的粉刺。说这样一擦粉刺就会像流星一样消失。可现在，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望着哪儿，怎样才能擦掉心头恼人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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